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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德九年,沈府辅国将军朱勋沤、朱勋澧就曾‘率众入仓挞官吏’。
嘉靖三十七年,代府广宁等王府宗室因索禄米不遂,于是围攻布政使衙门,并打伤左布政使。
嘉靖四十一年,韩府众宗室也是以索禄米不遂,殴伤平凉知府。这件事闹得极大,嘉靖皇帝下令惩治首恶,要韩王把本宗犯罪之人抓起来,结果韩府宗人多有不服,公然驱赶押送人员,然后攻击平凉府衙。
这些史实都可以表明,
明代藩王在地方基本是无恶不作,啸聚官府,凌辱地方官员,抢掠百姓,造成百姓惊惧不安,甚至攻击府衙这些事情已经让社会不再‘四方安定’,成为动乱的因子。
而这一切的根源,就在于宗藩已经成为财富的奴隶,自从宣德以后的大部分宗藩问题都是因为银子。
但是,确实也有过的好的藩王,比如弘治对待自己的兄弟就特别的好,动辄就是一万盐引、三百顷土地这种赏赐。
总得来说,和皇帝关系越近、越受皇帝宠爱的藩王,日子就过得很好,像万历皇帝赏赐福王的财富那也是个天文数字。
所以藩王和藩王之间的贫富差距非常巨大,这是个基本事实。
言归正传,湖广承宣布政使司,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北湖南一带。
别的省份,藩王一个两个就已经是大祸害,湖广藩王还尤为集中,是明代分封建藩最多的一个省份。
洪武三年,朱元璋第五子楚王朱祯是最早受封湖广的藩王;
此后还有辽王朱植封荆州;
岷王朱楩封武岗州;
襄王朱瞻墡初封长沙,后移襄阳;
荆王朱瞻堈初封江西建昌,正统十年徙封到湖广蕲州;
吉王朱见浚封长沙府长沙县;
兴王朱祐杬封湖北安陆;
寿王朱祐榰就藩德安;
雍王朱祐枟弘治十二年就藩衡州,这家伙辟山移土建造雍王府,形成了一条繁华街巷,还好在正德二年死了,且没有子嗣,朱厚照直接除了藩。
上面只是亲王,实际上还有一些郡王之类的,比如华阳郡王,他是第一代蜀王的次子,按照降级袭爵的规矩,他就在澧州当了郡王。
再往下什么镇国将军,实在没有办法细数。
所以湖广王府、官府所占有的官田比例极高,成化年间,就有荆襄流民起义,一直到明末结束,明朝始终未能妥善处理好荆襄流民问题。
其中一个因素,就是明朝处理藩王问题就是隔靴搔痒。
而在杨一清看来,自从天子上次有了‘限制藩王财富’的念想以后,本朝倒是有可能大大缓解藩王给朝廷带来的财政压力。
因为本朝皇帝没有亲生的兄弟,关系一远,那就不一样。
但他也只敢用‘缓解’这样的词汇。
藩王子弟都是宗室皇亲,太祖血胤,哪怕皇帝也不会动辄就杀人除藩。弘治三年,皇帝命令宗室不得盗用别宗名义,冒支禄米,惩罚的措施是革去所支禄米十分之二。
这叫什么惩罚?
还不如不出,不出倒是可以灵活的给他定个罪名。
现在,正德皇帝也没有和他具体商量过怎样限制藩王财富。
但这个‘圣心’,好些人都知道,也有好些人在抓。
藩王凌辱地方官员,欺压百姓,很多文臣早就对其不满,只是碍于皇帝所以只得忍气吞声,现在皇帝态度有变。
这件事自然就成了又能迎合圣意,又能给自己出气,且还能造福百姓、留下清名的一项‘大好事’。
兵部尚书齐承遂以往从来没有提过什么湖广之事,今天却敢说‘湖广不能总是这样’便是有这样的背景。
杨一清是内阁首揆,自然也不会轻易将此美事拱手让于他人。
“你觉得应以湖广为契机?”自己人,他问得也就直接了。
齐承遂也不隐瞒心思,“湖广藩王最多,且又有于乔公为巡抚,只要将于乔公这几封奏疏做做文章,不愁此事不大。”
“老夫也有此意。”
谢迁这几封请粮的奏疏的确有一种瞌睡了递枕头的感觉。
按照皇帝的脾性,地方官只要说得出理由,请求调粮是会允许的,本身户部还有专门用于赈灾的银子,没有粮还可以买,这都不是问题。
但是粮朝廷可以调,湖广这些事情,朝廷也可以查。
湖广熟、天下足,这么一处鱼米之乡老是缺粮,朝廷为什么不能以堂堂正正的名义去清查实际情况呢?
只要查出来结果,这事自然就能闹大。
“有阁老的话,下官便心中有数了。回头下官便亲拟奏疏,请求朝廷如清理军屯一样,清查湖广借粮之事。”
“方法可以,不过时间再延缓些,陛下已经递了口谕,眼下宁夏正在清理军屯,又有安逆造反这类逆事,此事不宜再兴大案。”
这……
齐承遂有些焦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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