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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到这里,王宵猎突然升起了一股斗志。只要自己做的是对的,纵然人们一时不理解,以后也会理解。如果官员不理解,那就教育。实在教育不了,他们就不要当官了嘛。总而言之,自己不妥协。
天命
徐才与同伴走进制置使司衙门,见没有人说话,自己也不由小心翼翼。到了后院,见一处新搭建的棚子,一群公吏在忙忙碌碌。
棚子里面,前面摆了一张桌子。桌子前面,是一排一排方桌,每张方桌后边放着一把交椅。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小牌,牌子上面写着名字。找到了自己名字,徐才小心坐了下来。
一个公吏在每张桌上放了茶杯,后边一个公吏提着热水冲了茶。徐才拿过茶杯看了看,里面冲的是上好的信阳毛尖,自己平时不待客都舍不得喝的那种。心道制置使司果然阔气,用这么好的茶叶。
过了一会,王宵猎带着陈与义和汪若海进来,在前面桌子坐了。
看了看众人,王宵猎道:“你们这些人是新近招进来,做的事情与别人不同。在我看来,你们做的是务虚的事情,其他官员做的则是务实的事情。不过,我听人有人讲,说你们都是闲职。”
说到这里,王宵猎笑了笑。道:“说你们是闲职是不对的。官府没有那么有钱,养这么多闲人。但你们做的事情,确实与一般的官员不同,这一点要讲清楚。”
“自古以来,中国政治就有一个传统,记史。古有柱下史、御史,现在也有起居舍人、起居郎。这是主要记载中央朝廷,特别是皇帝事务的。除此之外,还有记载民间事务的。不过,从秦朝时候起,对于民间事务就不重视,慢慢没有官员做这些事情。这怎么行呢?你们这些官员,就是特别招来,记录民间事务的。说起来,是一种史官。”
“各种官员考试,主管行政的主考《尚书》,兼考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;主管刑法的主考《春秋》,兼考《礼记》;主管礼法的主考《礼记》,兼考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。而你们主考《诗经》,兼考《春秋》。这一切都刚刚开始,会慢慢完善。很多人不清楚,我这里特别说明一下。”
“《诗经》是五经之首,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但《诗经》到底写了什么,说明什么问题,却一直众说纷纭。我们不管经学家们的争论,在我看来,《诗经》就是民间之史。让我们知道,那个时代除了朝堂大事,民间是什么样子。普通的百姓有什么样的情感,有什么向往,有什么希望,有什么不满。对于我们后人来说,《诗经》不只是文词优美,更重要的,是留下了那个时代的风貌。你们这些人,做的就是先秦时记《诗经》内容的那些官员的事。我希望你们能够做好,能够保存下这个时代的风貌。”
说到这里,王宵猎喝了口茶,没有说话。让下面的官员理一理思绪。
从先秦的《诗经》,到两汉魏晋的诗歌,到唐朝的曲子词,再到宋元的话本,到明清小说,这是一条发展脉络,是中国文人对民间历史的记述。而汉赋、唐诗、宋词,则是文人的表现形式。可以明显地看出来,从汉朝之后,朝廷对于这样的民间历史就不重视,没有专人去做了。
把明清小说放在汉赋、唐诗、宋词的后面是不对的,它们不属于一个系统。宋朝之后,如果说元曲还有一部分文人色彩,明清小说跟文人的关系就不大了。严格说来,小说家不算文人,他们只是读书识字写小说的。也正是如此,他们的作品,包含了最鲜活的民生。
前一世的经验,王宵猎知道,人民对于国家有多重要。一个国家的历史,如果缺少了鲜活的人民生活,也就缺失了一大部分。对于政权来说,必须要把这一部分补起来。
当然,设置这么一大群官员,不只是记录人民生活的。他们更重要的作用,是为政权提供权力的支撑。只有明确地知道人民想什么,才能知道政权要做什么。
政权与人民之间,就是这样一种关系。人民为政权提供权力的来源,政权教育、引导人民。人民思想的改变,促成政权的改革。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,缺少了哪一面也不完整。
放下茶杯,王宵猎道:“天下的史,不只是朝堂上的史,还包括民间之史。没有民间之史,我们记的史就不完整。当然,你们的工作,不只是记民间之史,更重要的,是要了解人民的思想。人民的思想决定了我们应该怎么施政,官府怎么做好工作。你们是官府施政的思想来源,也是官府施政的反馈。官府只有与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事情才能做得好。”
“我们古籍不多,虞唐夏商如何,许多事情说不清楚了。从周朝开始,说的是天子受天命,代天而牧民。天命是什么?先秦实际上讨论的不多。到了汉武帝,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,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天命的。从天灾到人祸,从地震到童谣,直到谶纬,有一整套的理论。这套理论,从王莽代汉就受到冲击,后汉之后基本就失传了。到了我们这个时代,天命是什么?其实很模糊。但一个政权,不知道天命怎么行呢?作为掌权者,不能假借鬼神,妄称天命,欺骗人民。而是要用各种方法,知晓天意,使自己的施政合乎天命。除了记史,你们还一个重要职能,就是把天意找出来。”
“怎么找天意?这样做的来源,是《尚书、泰誓》中的一句话,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。既然天视即民视,天听即民听,那我们就要知道人民看到了什么,听到了什么,他们是怎么想的。那么天意是不是民意?不是的。如果这么简单,还要官府做什么?而是要知民意,从而知天命。到底怎么做,要从实践中来。事间没有什么事情,是在做之前就决定了结果的。你估计得再准,也只是大差不差。”
“招你们这些官员来,一是要记民间之史,二是要知民意。在知民意的基础上,我们进行分析,天命是什么。分析出天命来,政权依天命施政。而不是靠这个官员贤德,那个官员聪明来施政。官员是天命的执行者,所以官府的命令才有神圣性。”
说到这里,王宵猎笑了笑。对众人道:“鬼神之事,虚无而缥缈。有没有,我们不知道。既然不知道,怎么可能靠鬼神来猜测天命呢?天高高在上,到底什么样子,我们这些凡人是不知道的。不知道的事情不能去猜,一猜就错。而是要尽最大的可能,用我们能够想到的方法,去找出来。怎么找出来?最可靠的办法,就是人民。必须正确地认识人民,重视人民,才能摸到天命的头绪。”
“我们说的人民,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百姓,但又不只是一个一个百姓。一个男人聪明勇敢,一个女人贤良美丽,接触的人都知道。他们结婚,组成一个家庭,这个家庭是什么样子,是不能够仅靠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的样子知道的。对于一个政权来说,天命大致也如此。我们不但要知道人民个人怎么想,还要知道家庭怎么想,宗族怎么想,各种集体怎么想。综合起来,才能理解天命。理解了天命,政权才能知道怎么施政。施政不是为了让人民个人满意,更不是为了让官员满意,而是合乎天命。”
先说我不知道
官有很多种做法。这位领导,是王宵猎惟一见过的,被所有人夸赞会做官的人。年纪轻轻,便就做到了副市级领导,前途光明。被下属赞扬称颂,被上级赏识,他自己也自视甚高。
所有的人中,只有王宵猎不认可这领导。那次开会,明显看得出来,他对工作完全不熟。是靠着自己的个人能力,给人造成一种假象。这种假象可以镇慑住绝大部分人,但骗不过王宵猎。
官要想做好,有各种各样的办法。有人靠本事,有人靠关系,有人靠人脉,有人靠秘书,还有人靠能力。领导的能力不用怀疑,除了王宵猎,所有人都夸,能力自然出众。
但是,这样的能力王宵猎不喜欢。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夸,王宵猎不想明白。在自己的世界,不应该是这样的。王宵猎需要的,是不一样的官员。
王宵猎从来没有觉得世人皆醉我独醒,而是一直坚定认为,世上的人没有什么特别。记得前世考研究生的时候,王宵猎没有复习政治。只是每天买一份《参考消息》,然后闲时上网看一看新闻,最后考了八十稍多一点的分数。
政治没有特别地复杂,只要明白了其中的逻辑,什么事情都可以理出头绪来。领导就是这样。对于他来说,不管什么样的工作,都可以迅速理出里面的头绪,组织得井井有条。这不是能力吗?这当然是能力,而且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能力。
只是王宵猎的政治里,不需要这种能力。人或许就是这么奇怪,我能够做到的事情,就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。特别是对于自己来说,不需要努力可以轻易做到,那更加不行。
理了理思绪,王宵猎道:“此次赌船一案,许多官员心中不满。有的人害怕,怕将来有一天自己也会这样被处理。有的人好心,觉得想的比我更加周全,这样做以后会吃苦头的。更多的人,则没有想这么多,只是觉得这不是官场上的通常做法,觉得我不会当官。”
说到这里,王宵猎笑了笑。道:“他们怎么想,是他们的事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,只要我还管着这一切,官场跟以前必然大不同。能够适应的,就一起走下。不能适应的,就及早分开。以后做官的人,要主动想清楚,自己能不通适应这种官场。如果不能适应,就及早辞职,不要闹到最后大家不好看。”
“跟你们说这么多,是让你们明白,以后的衙门跟以前不同。或者说,我们正做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、了不起的大事。许多以前的观念,心须改变。从哪里改,当然是要先从思想上改。”
“很多人认为,思想问题没什么好讲的。做官的人,哪个不明白?甚至有些人还很讨厌,觉得讲的人是看不起自己。但实际上,最容易出现的问就是在思想上面。”
“司马君实面圣时,曾经讲过一句话。宰相以道佐人主,安用例?苟用例,则胥吏矣!这句话对不对呢?是对的。不要说是宰相了,对于官员我们一般不要求用例。如果用例,就是吏的工作了。事情过去几十年了,司马光当宰相的时候,有没有实现国富民强?国泰民安?有没有四夷宾服?没有。那么问题出在哪里?我想最大的问题,是司马光懂道吗?”
这句话说完,下面的人被吓了一跳,不由议论纷纷。
赵构当政,认为宋朝之所以被金军攻破,新党改革造成的混乱是很大原因。他推崇元祐党人,理政用元祐法,提拔人才也喜欢偏元祐旧党的。王宵猎虽然没有正面支持新党,但看不起元祐党人。特别是元祐党人的精神领袖司马光,多次被当作反面典型来讲。
赵构对王宵猎的印象恶劣,是以两人对新党旧党的不同态度开始的。
王宵猎道:“道是什么?很多人觉得自己懂,说起来滔滔不绝,有一大套理论。但怎么用道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,就没有几个人能说明白了。坦白讲,一直到现在,这样的人我一个也没有见过。所以讲起当官,我总是从道讲起。”
“道是什么?老子说,道可道,非常道;名可名,非常名。无名,万物之始;有名,万物之母。故常无欲,以观其妙。常有欲,以观其徼,此两者,同出而异名,同谓之玄。玄之又玄,众妙之门。”
“我们是当官的人,所理解的道当然与老子不同。但原则上,不应该有太大的差别。道可道,非常道;名可名,非常名。这两句话,必须格外留意。后世讲《道德经》的人,经常要讲道是什么,从天地玄黄到世间百态,无所不包。好像老子讲不清楚,他就能讲清楚了。怎么可能呢?人在这个世界上,要学习知识,要先从说我不知道开始。”
“我记得第一次入学,跟蒙学先生学了一天,学会了三个字:一、二、三。下了学,很开心到父亲面前,说我学会一二三了。父亲让我写给他看。我便在地上划了几道杠,说这就是一、二、三字。父亲笑了笑道,那四怎么写?我想了想,便在地上划了四道杠,说是四。父亲笑笑,点了点头,什么也没说。”
“后来我才知道,四不是那么写的。当然,现在知道,四也可以那么写,只是不常用。我们学习很多知识,都是这样。学了一二三,就觉得自己也会写四了,甚至觉得能写五六七八九。小孩子难免是这个样子,明明学一点知识,就觉得什么都会了。过了小学,做大人了,就不能这样。”
很多学问,经常是这样。一开始学的时候,觉得自己学了很多,这学问什么都懂了。等到学得深了,才觉得这学问很难,怎么也学不会。
有一个西方的寓言故事,被人经常引用。说是一个大学问家,画了一个圆。说初学时,认识的是一个点,觉得什么都懂。等到学得多了,就成了一个圆,接触的未知更多。
这个故事被王宵猎记住,不是因为这个道理多么的深刻,而是很多人错。很多人讲的时候,会说初学的时候知识少,但未知的也少。等到学的知识多了,未知的也多了。怎么可能呢?学的知识多了,未知的当然少了,还会变多?明明是开始学的时候,未知的虽然多,但是接触的少。后边未知少了,但接触的多了。学了还会未知的更多,那学的是什么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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